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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漢語拼音】Shike wenxian
【中文詞條】石刻文獻
【外文詞條】inscription on stone
【作  者】王紅元
         以石為載體﹐用雕刻的方法記錄知識的文獻。史前時代就已出現刻畫在岩洞壁和石崖上的圖像、浮雕等﹐在法國、西班牙、北美、北非等許多地方都發現有舊石器時代和新石器時代的岩畫﹐在中國新疆、西藏、黑龍江、廣西、江蘇等地也有發現﹐但時代尚需考證。文字產生以後﹐世界上刻石的風氣更盛。
         根據出土實物﹐中國早在商代就有了文字刻石﹐《墨子》一書中多次提到“著於竹帛、鏤於金石”﹐可見春秋戰國時期石刻文獻與金文文獻一樣﹐使用較為普遍﹐唐初發現的一般認為是戰國時期秦國的 10 枚石鼓﹐各刻有四言詩一首﹐共約700 多字。秦始皇統一中國後﹐巡行各地﹐曾七次刻石稱頌自己的功勣。西漢石刻發現較少﹐現所知搨本約10餘種。東漢是石刻的繁榮時期﹐石刻在形式和內容上都有發展。魏晉時曾禁止刻石﹐數量有所減少﹐隋唐以後﹐石刻之風又盛。直至當代﹐凡歌功頌德、欲永久紀念之事﹐仍有刻石之舉﹐石刻文獻遍布全國。
         中國石刻的形制 中國石刻種類繁多﹐各家分類標準不一﹐從形式上大致有碣、碑、摩崖等幾種﹕碣。是一種介乎方圓之間的特立之石﹐上小下大。秦始皇東巡時所立刻石﹐底部寬﹐愈往上愈窄﹐周圍較廣﹐當屬此類。石鼓形狀與此相似﹐故又有“獵碣”之稱﹐不過體積略小。碑。將天然之石加工成長方體。較典型的碑由碑首、碑身和碑座三部分構成。摩崖。是將文字鐫刻在天然崖壁上而成的。
         中國石刻的內容 中國的石刻文獻﹐從內容上可區分為兩大類﹐即紀事刻石和經典刻石。紀事刻石旨在宣揚表彰﹐留存久遠﹐而且篇幅一般不長﹐易於製作﹐故成為石刻文獻中的大宗。紀事刻石種類繁多﹐包括﹕帝王封禪祠祀之文﹐如秦始皇東巡時製作的《泰山刻石》、《會稽刻石》等﹔紀功述德之文﹐如漢《楊君石門頌》、漢《裴岑紀功碑》、女真文與漢文合璧的《大金得勝陀頌碑》﹔文書﹐如秦二世《元年詔書》、漢《賜豫州刺史馮煥詔》、漢文與藏文合璧的《唐蕃會盟碑》﹔墓誌﹐如南朝宋《劉懷民墓誌》、北魏《李超墓誌》、契丹文與漢文合璧的《耶律延寧墓誌》﹔地圖﹐如劉豫阜昌七年《禹跡圖》、《華夷圖》﹔南宋紹定二年《平江圖》﹔其他紀事刻石﹐如漢文與敘利亞文合璧的《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》、西夏文與漢文合璧的《感應塔碑》等。紀事刻石還包括譜系、題詠、題名、格言(如唐李陽冰、宋司馬光所書古人嘉言)、醫方(如宋宣和四年所刻《養金方》)、書目(如元泰定元年杭縣之《西湖書院重整書目記碑》碑陰所刻書目)等等。
         經典刻石又稱石經﹐因大多出現於造紙術和印刷術發明之後﹐又因字數繁多﹐鐫刻不易﹐故其數量比紀事刻石要少﹐而且在刻石之前一般已有其他載體的文本流傳。中國經典刻石主要有儒家石經、佛教石經和道教石經等。
         儒家石經 始刻於東漢末季﹐至清代﹐共刻石 7次﹕《熹平石經》。漢熹平四年至光和六年立(175∼183)﹐內容包括《易》、《書》、《詩》、《儀禮》、《春秋》、《公羊》和《論語》等七經。用當時通行的隸書一種字體書寫上石﹐故又稱《一字石經》、《一體石經》。這次刻石因要正定經典文字﹐公布標準文本﹐故引起極大反響﹐“及碑始立﹐其觀視及摹寫者﹐車乘日千餘輛﹐填塞街陌”(《後漢書•蔡邕傳》)。這樣大規模地整理和校訂典籍﹐在校勘學、版本學上有深遠的意義。《熹平石經》刻成後不久﹐在董卓之亂中就開始散佚﹐現存殘石不足1萬字﹐《正始石經》﹐三國魏正始年間(240∼249)刻成《尚書》、《春秋》二經﹐經文每字用古文、篆、隸三體﹐又稱《三體石經》或《三字石經》。今有殘石留存﹐並有殘石搨本流傳。《開成石經》。唐大和七年至開成二年 (833∼837)立﹐又稱《唐石經》。有《易》、《書》、《詩》、《周禮》、《儀禮》、《禮記》、《春秋左傳》、《公羊傳》、《縠梁傳》、《論語》、《孝經》、《爾雅》等十二經。此次刻石目的也是訂正經籍﹐校勘精審﹐五代時雕版印刷的第一部監本九經即以該石經為底本。今存於西安碑林(見彩圖 保存有大量石刻文獻的西安碑林 顯示圖片)。《廣政石經》。五代後蜀廣政七年 (944)於成都開始鐫刻﹐先刻《易》、《書》、《詩》、《三禮》、《春秋左傳》、《論語》、《孝經》、《爾雅》等十經﹐宋代又補刻《公羊》、《縠梁》二傳、《孟子》及《古文尚書》。該石經與前後所刻各石經的不同之點是經文下鐫有註文﹐小字雙行。故全經共有千餘石﹐歷時百餘年方才完成。因開始於五代後蜀﹐又稱《蜀石經》。南宋時因《開成石經》在金朝統治區內﹐《廣政石經》就成為當時的標準文本﹐原石約毀於南宋末年﹐宋拓殘本尚有流傳。《嘉祐石經》﹐宋慶曆元年至嘉祐六年(1041∼1061)用篆、楷二體刻成《易》、《書》、《詩》、《周禮》、《禮記》、《春秋》、《論語》、《孝經》、《孟子》等九經。又稱《二體石經》、《汴學石經》。今僅存殘石數枚﹐有宋、元、明、清各朝的搨片殘本﹐《紹興石經》﹐又稱《南宋石經》﹐宋紹興十三年 (1143) 在臨安開始鐫刻﹐成《易》、《書》、《詩》、《春秋左傳》、《論語》、《孟子》、《禮記》(僅5篇)等七經﹐除《論語》、《孟子》為行書外﹐其餘均為楷書。因是宋高宗御書﹐又稱《紹興御書石經》今杭州尚存44枚殘石。有殘搨本流傳。《乾隆石經》﹐乾隆五十六年(1791)刻《十三經》﹐立於太學。今存於北京國子監。經文為楷書﹐碑首《乾隆御定石經之碑》8 字為篆書。
         佛教石經 中國佛教石經雕刻之舉始於北魏末年﹐盛於隋唐。除了刻在碑上﹐也刻於摩崖和經幢上。摩崖刻經以北齊、北周為盛﹐所在地域較廣﹐幾遍於山東、山西、河南、河北、陝西、四川等省。其中最著名的是山東泰山經石峪的大字《金剛經》、徂徠山映佛岩的《大般若經》等。摩崖刻經多處於深山幽谷﹐面積大﹐較難傳拓。
         經幢創於初唐﹐是佛教石經的一種重要形式﹐因專刻宗教經典﹐故稱“經幢”。其制如柱﹐一般為八角棱形﹐上有蓋﹐下有座﹐佛經多刻於柱身。陝西富平的《佛頂尊勝陀羅尼經幢》﹐刻於唐永昌元年(689)﹐是現存較早的紀年經幢。經幢以刻《陀羅尼經》的為多﹐也有刻《心經》、《楞嚴經》等經的。
         碑刻佛經﹐數量很多﹐最著名的是北京房山雲居寺石刻佛教大藏經﹐簡稱房山石經﹐幽州沙門靜琬(?∼639)繼承其師慧思之志﹐鐫刻石經以防法難(禁佛焚經)﹐自隋大業年間開始鐫刻﹐其後弟子續刻。此後歷代均有捐刻﹐直到明末﹐歷時千餘年﹐共刻成15061石﹐包括佛經1100多部﹐3500多卷﹐是中國字數最多的銘文。由於當時所用的底本校勘精審﹐這批石刻也是佛經的珍貴版本。其中有些佛經﹐例如《釋教最上乘秘密藏陀羅尼集》、《唐玄宗註金剛般若波羅蜜經》等﹐從未見於目錄著錄﹐可稱稀世孤本﹐資料價值很高。自1984年開始出版的、堪稱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大藏經《中華大藏經》(漢文部分)以《趙城金藏》為底本﹐缺失部分用其他11種大藏經補足﹐房山石經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種。該石經附刻題記共有6800餘則﹐內容涉及社會各方面﹐其中大約四分之一有明確的紀年﹐許多史料為他書所未載﹐是研究中國千餘年的政治、經濟和文化史的非常珍貴的資料。
         道教石經 約始於唐代中葉﹐最早的刻石是唐景龍二年 (708)所刻被道教奉為教祖的道家老子的《道德經》。此外﹐尚有《陰符經》、《常清淨經》、《消災護命經》、《生天得道經》等10餘種。道教經典刻石起步既晚﹐所刻亦少﹐遠不及佛經之盛。
         中國石刻的價值 中國石刻文獻的史料價值很高。很多紀事刻石可證經補史﹔各時代的石刻﹐是研究文字字體演變的實物例證﹔為取得石刻的複本而發明的捶拓技術是印刷術的先驅﹔儒家經典刻石又是圖書版本的源頭﹐在很多領域內石刻文獻都是不可或缺的資料。(見彩圖 唐《神策軍紀聖德碑》的北宋搨本 顯示圖片)
         中國石刻文獻除了西安碑林、房山雲居寺、千唐志齋等處有集中的收藏外﹐大多散存在全國各地。圖書館、博物館多收藏搨片、搨本以供研究利用。
         中國境外的石刻 在中國以外的世界其他地方﹐石刻文獻亦有很多﹐茲舉幾處較有影響的介紹如下﹕漢穆拉比法典碑﹐是公元前18世紀古巴比倫王漢穆拉比頒布的法律﹐碑文分引言、正文、結語三部分﹐正文刻有282 條涉及巴比倫社會各方面的法律條文。它是世界史上第一部比較詳備的成文法﹐從中也可了解當時的社會情況。貝希斯頓銘文﹐是公元前522∼前486年間波斯國王大流士一世所刻的記功刻石﹐銘文用古波斯文、巴比倫文和新埃蘭文三種楔形文字鐫於一座懸崖上。此三種楔形文字已被成功地釋讀﹐該處石刻對於研究古代東方歷史有重大價值。阿育王詔諭﹐公元前3 世紀南亞次大陸孔雀王朝阿育王時期刻於幾十處山崖上﹐內容大半是記述阿育王的軍功政績、宣揚王道佛法﹐是研究南亞古代史的原始資料。印度尼西亞的多處碑銘和摩崖刻石﹐刻於5∼16世紀﹐內容為記載國王事蹟、宗教供奉等。突厥文刻石﹐是7世紀末至9世紀中葉古代突厥汗國和回鶻汗國(在今蒙古人民共和國境內)的刻石﹐其中許多是用突厥文與漢文﹐或突厥文、漢文和粟特文鐫刻﹐是有關這兩個古國的歷史、文字及它們與唐代關係的重要史料。

  文獻
  金文文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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